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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撤诉论

周茂东


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有判决、调解和撤诉三种。撤诉结案是现代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强调民事诉讼的合作性，减少民事诉讼的对抗性，在民事诉讼当事人中间提倡、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代表了当今人们对民事诉讼模式的追求，已成为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实践。撤诉不但能够反映当事人的和解精神，也能反映当事人对诉讼前景的理智判断，从而使诉讼既能够满足当事人“讨个说法”的愿望，又不至于因诉讼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
一、撤诉的含义和法律基础
撤诉是指当事人在宣判前自动向法院撤回诉讼请求的诉讼活动。广义上，包括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撤回对被告的反诉，第三人撤回与案件有关的诉讼请求等。其中，根据撤回请求的内容，又可将撤诉分为部分撤诉和全部撤诉。根据诉讼程序的不同，又可分为起诉之后撤回起诉和上诉之后撤回上诉。狭义上，撤诉是指原告(上诉人)申请撤回对被告(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从而要求人民法院终结已开始的诉讼的情形。在不存在被告(被上诉人）反诉情况下，狭义的撤诉通常会直接导致诉讼的终结，因此，它是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之一。这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撤诉是诉讼活动中处分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二、撤诉的分类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分析，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撤诉划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撤诉是否由当事人主动提出，可将其划分为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不再要求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进行审判，它是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积极处分；后者是指受诉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针对当事人的某些行为(绝大多数表现为不作为)，比照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情况来对案件作出处理，这通常被视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消极处分。
第二、根据撤诉所处审级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前者发生于第一审程序，其效果仅仅是导致第一审程序的完结；后者发生于第二审程序，其效果不仅是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完结，而且意味着当事人对第一审裁判在事实上的接受。
第三、根据撤诉的诉讼主体不同，可将其划分为原告撤回起诉、被告撤回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撤回参加之诉。这三种性质不同的撤诉均只能发生于第一审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审普通程序”这一章中，仅对狭义的撤诉(包括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作了简要的规定。
三、撤诉的表现和实质
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但在开庭审理之前，这种纠纷都是拟制的。原告中途自动撤诉，要么是其诉请的纠纷得到了解决，要么是其所主张的纠纷并不存在，要么是其提出的请求缺乏法律基础。由于情况不同，撤诉的表现也有所不同。通常有以下两种。
第一、当事人和解撤诉，即当事人通过庭前或庭审接触，自动就有关争议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即原被告达成以实体争议的有效解决为原告撤诉条件的和解方案，原告撤诉是双方所有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原告限期向法院撤回起诉，从而使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一起获得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不会留下“后遗症”，做到了“案撤事了”。这样，原告通过撤诉不但达到了起诉的目的，也更能体现和解精神，可谓两全其美。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在撤诉中居多。
和解撤诉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诉讼的和解，因此是一种包含诉讼成分的契约，是诉讼契约。它不仅体现了处分原则的精神，也符合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和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是一致的，值得称道、提倡。
第二、原告“单方”撤诉，即原告因证据不足或诉讼请求存在偏差或不当而撤诉。这一直是原告撤诉的重要原因。目前，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和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风险。《规定》实施后，原告因感到自身证据不足、胜诉无望而撤诉的情形有所增加。另外《规定》关于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进行的要求，也是引起当事人撤诉的原因。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它决定了原告举证的范围，被告提供反证的范围，以及法院审理的范围。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细密，民事诉讼案由的相对确定性，加之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局限，当事人对诉讼案由的选择有时并不确切、准确，导致举证没有针对性，往往出现有理说不清，在庭审中发现“文不对题”、“此路不通”。但碍于《规定》的要求，原告既不能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更不能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这时撤诉往往是原告的明智选择。
“单方”撤诉的实质是单方面终结诉讼的行为，有其积极一面，也可能存在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原告对有关事实或法律有了正确的认识。原告对起诉中的拟制纠纷充满主观偏见，通过诉讼接触，对其所主张的某一事实或某一法律关系形成了正确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使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被重新确立，即回到“天下本无事”的情形。就此来讲，以撤诉告终的诉讼活动的目的已经实现，即澄清了一些关系。可见，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民事纠纷不仅包括真实的法律纠纷，也包括当事人所拟制的纠纷。可能存在的消极一面是：这种撤诉有一些并没有触动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此时，尽管原告撤诉后可以使其诉权得以保留——他可以在进一步收集证据后重新起诉，也可以在改变诉讼请求后起诉，但这毕竟不符合民诉法公正、效率地解决纠纷的目的。故类似这样的撤诉在实践中不值得提倡。除非原告真正证据不足，否则，这种现象如果是因为《规定》的实施而增多是不正常的。这可能反映出我们的诉讼指导不力：一是举证指导不够有力，不符合《规定》第3条关于“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的要求；二是在帮助当事人明确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方面的释明义务履行不到位(见《规定》第35条)。
四、撤诉的条件
(一)申请撤诉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必须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内容明确的申请。申请撤诉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加以处分的具体体现，故需有内容明确的意思表示，才有可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2、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必须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所谓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指申请撤回起诉必须是原告主动、自愿所为，而不能是被动、违心所致。因此，任何人(包括审判人员)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原告撤回起诉，也不得说服、动员原告撤回起诉。
3、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目的必须正当、合法。依照处分原则的要求，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方为有效。因此，原告申请撤回起诉亦须以正当、合法为前提。也因如此，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并不会当然地产生撤诉的效果，而需由受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并在此基础上裁定是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4、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最迟应在受诉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提出。不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均应如此。这样既可使原告有较为充分的斟酌时间，慎重地适时实施撤诉行为，同时又可避免因原告于宣判后再提出撤诉申请而损及受诉人民法院所作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为判决一经宣告，即便尚未发生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亦不得随意撤销。
接到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以后，受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重点是审查原告申请撤诉的目的是否正当、合法)。经过审查，如果认为其申请符合上述所有条件，人民法院即应作出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经过审查，如果认为其申请所应符合的条件有所欠缺，尤其是撤回起诉后将会导致对法律的规避或者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时，则应作出裁定，不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此外，依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原告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受诉人民法院也可裁定不准许其撤回起诉。
(二)按撤诉处理的概念及其具体适用
所谓按撤诉处理，是指受诉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针对原告等的某些行为，比照申请撤诉的情况来对案件作出处理。按撤诉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申请撤诉的法律效果完全相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9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受诉人民法院可以按撤诉处理：
1、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这是因为，在前述两种情况下，已足以显示原告意在以此放弃其所提起的诉讼，故受诉人民法院也无必要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
2、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受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缓、减、免交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129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4、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受诉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129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应当注意，在以上诸种情形下，大多为“可以”按撤诉处理，而非“应当”按撤诉处理，更非“必须”按撤诉处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遇有上述情形时，除第2种情形外，不应简单轻率地一概按撤诉处理，而应慎重从事，区别对待，以是否有利于全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标准来具体决定是否按撤诉处理。另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受诉人民法院亦可不按撤诉处理。
五、撤诉的法律效果及优越性
(一)撤诉的法律效果
仅就狭义的撤诉而言，对其法律效果，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通常来讲，不论是原告申请而得到受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撤诉，还是按撤诉处理，其直接的法律效果都只是导致本案诉讼程序的完结，对原告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并无任何影响。但是，就原告自身而言，如果其同时明确表示放弃此前主张的实体权利，则另当别论。不过，明确表示放弃此前主张的实体权利，已经超出了撤诉本身的原有含义。应当注意，在被告此前已经提起反诉的情况下，原告撤回起诉的直接法律效果只是导致本诉程序的完结，反诉程序不受影响，应当继续进行；但是，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前已经提起参加之诉的情况下，原告撤回起诉的直接法律效果，不仅导致原诉程序的完结，而且也使参加之诉无所依托而同时完结，在这种情况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的原告和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第二，原告撤回起诉以后，通常被视为自始未起诉， 因此其仍然有权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所谓“除外”，即不受此限而可以再次起诉。与此同时，有关司法解释也对这一问题作了正面的诠释：当事人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以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当然，再次起诉应以撒诉时没有一并放弃实体权利的主张为前提。
此外，有学者认为，撤诉的法律效果除以上两个方面以外，还应当包括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开始计算，也即认为从受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之日起，诉讼时效重新开始。其实，由于撤诉之后被视为自始即未起诉，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不应重新开始计算，而应继续进行。
(二)撤诉结案的优越性
对当事人而言：一是使当事人早日从纠纷中解脱出来，提前结案，减少讼累，使当事人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搞好生产。二是能节约诉讼开支。如法院减半收取诉讼费，最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费负担。
对法院而言，一是缩短办案周期，减轻文书的撰写工作量，从而提高办案效率。二是缓解执行压力。在许多撤诉案件中，原告撤诉通常以和解协议其他内容的执行为前提，原告撤诉便意味着“执行”结束。这对法院工作的全局来讲是不可忽视的。
六、撤诉结案的“经验之谈”
撤诉结案虽然取决于当事人的处分权，但往往包含着法官的创造性工作，是法官积极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过程。下列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第一，在接触案件后，应加强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诉讼指导，除促使其积极诉讼外，也使当事人对其诉讼前景有权衡的余地。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