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堰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实施办法》的通知


十政办发〔2008〕2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十堰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十堰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维护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和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字[1999]60号）、《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劳动保障部令2001年第12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三条 十堰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指导全市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并按照《十堰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章程》的规定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核定、征收、支付、管理和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状况。

　　第四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地税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依法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运营等情况实施管理。

　　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依法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运营等情况实施监督。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运营，具体承办社会保险事务。

　　第五条 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第六条 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管理，按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自求平衡，不得相互挤占和调剂。

　　第七条 社会保险基金开设或者变更支出户、财政专户，应当提出书面申请，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且只能在同一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各开设一个账户。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开设和随意变动支出户和财政专户。

　　第八条 地方税务机关依据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依据，做到应收尽收，及时划入人民银行金库。人民银行对进入金库的社会保险基金及时清算，按规定划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第九条 支出户应当留足正常支出的社会保险周转金，以确保社会保险参保对象按时足额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年度终了，支出户不留余额，应将结余资金转入基金财政专户，支出户利息收入及时转入财政专户。

　　第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根据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需要制订用款计划。财政部门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款计划，及时审核办理拨付手续。

　　第十一条 社会保险基金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增减支出项目或者更改支出标准。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财政与税务部门应当及时互传有关票证，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账户定期对账制度，做到账账、账实、账册相符。

　　第十三条 存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的社会保险基金转存银行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家债券，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经同级劳动保障、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由财政部门从财政专户办理资金划拨手续。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资金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不得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担保抵押。

　　第十四条 各项社会保险费应当依照国家、省相关规定足额征收筹集，不得截留和减免。

　　第十五条 参保单位和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加收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统筹基金。

　　第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业务流程，确保基金安全完整。

　　第十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为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个人建立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按时足额发放社会保险金，并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稽核工作，防止欺诈、冒领社会保险金行为。

　　第十八条 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核对缴费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和有关服务，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在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管体系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体系，利用社会保险的信息网络联结财政、税务、审计、银行、定点医疗机构等部门，实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提高信息交换的及时性、准确性。

　　第二十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电话，受理并及时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运营方面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第二十一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纪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的，根据挽回或者减少社会保险基金的损失程度，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经办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经办工作接受同级权力机关的监督。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按照各自职责实施监督检查。

　　（一）要求被监督单位提供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财务报告，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业务有关的资料；

　　（二）查阅、复制被监督单位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投资运营相关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文件、记录、电子信息、财务资料等，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依法予以封存；

　　（三）询问被监督单位或者与被调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四）对被监督单位隐匿、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资料的行为予以制止；

　　（五）对被监督单位隐匿或者违法转移社会保险资产的行为进行制止。制止无效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冻结。

　　第二十三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在履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职责过程中，对社会保险基金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处理并向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四条 被监督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督部门责令限期纠正；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责令追回基金损失。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监察机关对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的开设和变更不按规定审批，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开设的；

　　（二）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

　　（三）与参保单位和个人协议收缴社会保险费、收取承兑汇票等有价证券或者收取实物抵顶社会保险费，擅自增提、减免社会保险费的；

　　（四）收取社会保险基金现金不开具票据或者未及时入账的；不按时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存入财政专户或者不按时足额将财政专户基金拨付到支出户的；

　　（五）不按照规定时间和标准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有关款项的；

　　（六）伪造、篡改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和个人账户数据的，不如实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

（七）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担保抵押的；

　　（八）拒绝、阻挠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拒绝或者故意拖延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资料的；

　　（九）隐匿、伪造、变造、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资料的，转移、隐匿社会保险基金资产的；

　　（十）拒不执行监督部门有关社会保险基金决定的；

　　（十一）其他违反社会保险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