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检局


国家商检局关于发布《出口家用电器产品检验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检检〔１９９２〕２１０号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

　

各直属商检局：

　　《出口家用电器产品检验管理规定（试行）》经８９年合肥全国出口家用电器检验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今年５月于合肥全国机电仪专业委员会议上进一步完善。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告国家局。

　　附件：《出口家用电器产品检验管理规定（试行）》

　

　　　　　　　　　出口家用电器产品检验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出口家用电器　检验和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确保产品的安全使用，根据《商检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本规定所指的出口家用电器产品包括：

　　影像设备、音响设备、家用电器（含电热型、电动型以及电热电动型和电子型的家用电器）、光电器件。

　　（二）本规定所指的必须经商检机构和国家商检局、商检机构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的出口家用电器产品范围；

　　１、列入《种类表》内的出口家用电器产品。

　　２、对外贸易合同或信用证规定需经商检局检验的出口家用电器产品。

　　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商检局检验的出口家用电器产品。

　

　　　　　　　　　　　　　　第二章　检验依据

　

　　第三条　对涉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产品的安全要求，依据下列标准进行强制性检验：

　　（一）合同提供的安全标准文本。

　　（二）国际通用安全标准或国家商检局制定的安全检验规程。

　　第四条　产品的性能检验，依据对外贸易合同、信用证规定的有关品质条款或指定的检验标准进行。

　　对外贸易合同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执行国家标准及国家商检局颁布的检验规程，无国家标准或商检检验规程的，可执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或其他有关标准。

　　第五条　凭样成交的，出口报验时必须提供买卖双方共同封存的样品。

　　（一）外观、型号规格、颜色依照样品检验。

　　（二）安全要求按第三条规定进行检验。

　　（三）性能要求按有关标准检验或按样品进行检验。

　

　　　　　　　　　　　　　　第三章　抽样方法

　

　　第六条　以生产厂申请批或生产厂向外贸经营部门交货批为一个检验批。

　　第七条　按ＧＢ２８２８－８７《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抽取代表性样品进行检验。

　　根据连续批质量稳定程度，允许采用转移规则。

　

　　　　　　　　　　　　　　第四章　检验方式

　

　　第八条　出口家用电器，商检局采取自验、共同检验和认可检验三种形式。

　　第九条　商检局视产品质量情况不定期的按出口不同型号规格抽取代表性样机做全性能测试。

　

　　　　　　　　　　　　　　第五章　检验程序

　

　　第十条　实行出口质量许可制度的产品的生产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经考核取得出口质量许可证。出口时商检局凭证接受报验。

　　第十一条　外贸经营部门或其代理人按合同规定备齐货物后持合同、厂检合格单、包装性能鉴定单、信用证等有关单证向商检局报验。

　　第十二条　商检局受理报验后，按照检务签证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工作。

　　第十三条　原始记录档案保留两年。

　

　　　　　　　　　　　　　　第六章　批次管理

　

　　第十四条　加强批次管理，做到出口报运货证相符，要求在出口包装箱上刷记与报验单证相符的商检批号。

　　批号包括：生产地（省、市）代号、生产厂代号、生产年号及工厂生产批号。

　　第十五条　生产厂的报验合格单上应注明商检批号，外贸经营部门或其代理人在填写出口申请单时必须注明与厂检单相同的商检批号，商检局签发的有关单证上也要有相应的商检批号，做到厂检单、出口申请单、商检出具的单证的商检批号相符，供本局或口岸商检局查验。

　

　　　　　　　　　　　　　　　第七章　复验

　

　　第十六条　同一批产品经商检局检验不合格，视情况允许工厂返工整理，剔除不合格品，补足数量，并附上返工报告，可再重验一次。若重验仍不合格，即判为不合格批，签发不合格通知单。

　　第十七条　根据《商检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关部门对商检局的检验结果有异议，可向原商检局或上级商检部门申请复验。

　　申请复验手续按国家商检局复验办法进行。

　

　　　　　　　　　　　　　 第八章　储运和查验

　

　　第十八条　在正常仓储条件下，出口上述的家电产品检验有效期按有关规定，但最长不超过一年。

　　第十九条　在检验有效期内出口的家电产品，商检局可凭《予验结果单》、《换证凭单》查验放行。在仓储条件不正常如受潮、湿度大等特殊情况下出口前必须开箱查验，合格后方可出口。

　　第二十条　贮存超过检验有效期的，出口前必须重新申请商检局检验。

　　第二十一条　口岸商检局在受理申请人报验的易地产品时，必须附有产地商检局出具的《换证凭单》正本，如果发现《换证凭单》内容有误或商检批号有异，应立即与产地商检局联系，得到妥善处理后方可放行。

　　第二十二条　口岸商检局对凭《换证凭单》出口的易地产品，实行批批查验。

　　　　　　　　　　　　　 第九章　样品保存期

　

　　第二十三条　出口家电产品一般不保留样品，必要时按扦样手续扦取的样品保留期为半年；由商检局封存的成交样品，可保留至合同执行完毕止，到期通知有关部门领取。过期不取的，由商检局按规定处理。

　






主力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关键词: 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适用
内容提要: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国家没有对这类特殊的企业专门立法，故在审理该类企业的纠纷时，司法实务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统一。以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为例，结合对合作社这一特殊企业类型的比较，可以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加以深入辫析。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