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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文关怀/姚建宗

时间:2024-07-02 18:46:1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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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文关怀

姚建宗

摘要: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乃是法治的真正存在根基,作为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秩序追求,法治不能不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法治的人文关怀具体体现在对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生存与发展和精神性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上,它在法治的观念、意义与精神上,在法治的规范与制度上表现为对现实的人的一系列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障,其实质在于对个人人格尊严和价值、对个人独立自主地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各种努力的肯定、赞同与支持。
关键词:法治 人文关怀 基本人权 自由 个人

虽然从表面看来,法治似乎与个人形成了某种隔膜或交融之屏幢,而与社会甚至国家(政府)却具有更多的天然亲和性,但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设置,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观念、意识与精神状态,无论是作为历史经验的自发产物,还是作为现实需要的理性建构,法治,都始终是以个体的人的人性和需求为标准和动力,以真实的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诞生之地,并以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存在和发展的地域与时空维度的。因此,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一方面,法治也像所有在个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与国家(政府)等社会机制一样,构成个人生存和生活的地域、空间与范围,即成为个人生存与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既是个人生存与生活的基础与前提,又是个人生存与生活的条件与保障;另一方面,法治本身又在更大的程度和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构成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与国家(政府)等社会机制的存在和运转也不仅仅以法治为其基础、前提和条件,它们同时也以法治为其存在和运转的基本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治与个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远比其与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更为真切、实在而紧密,法治不仅产生于个人的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而且还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内容塑造着个人的真实生活,并因而成为个人的真实生活的重要部分。可见,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重要性程度远大于作为个人之生存与生活形式的社会与国家(政府),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对真实的个人的当前境况与未来命运的关切也远甚于其对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关切。而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对真实的个人的命运与前途的始终如一的真诚关切,也正是真正的法治所的确具有、也必须具有的人文关怀。法治的人文关怀乃是真正的法治的生命线。

一、人的世界的存在乃是法治的存在根基,也是法治得以展开的时空界限,作为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法治不能没有一个基本的人文尺度。

一般说来,"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审美、学问、修养等人的品性,而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的制度",⑴在日常的学科用语中,所谓"人文"学科也特指文、史、哲三科,而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则被称为"社会"科学学科。乍看起来,颇为"世俗化"的法治与极其高雅而超凡脱俗的"人文"追求与"人文"意境就算不构成对立至少也的确相差甚远,因此,法治岂敢妄谈"人文关怀"、"人文"又何须"关怀"法治?!

的确,"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很难确切指陈的概念,对其真实的含义的理解"意会"远优于"言传"、"不言"远优于"明言",但无论如何,它始终具有一个中心的或者核心的支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从事人文科学工作的学者发动的一场影响较大的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所涉及的主要论题和核心思想看,"人文"的东西主要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比如,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也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或者说是"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⑵王蒙讲:"人文精神是一个外来语,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界说。Humanism,从字面上看是'人'的'主义'或学说,那么,我们无妨视之为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或者更简单一点来说,人文精神我们姑且可以假定为一种对于人的关注";⑶王一川把"人文精神"界定为"主要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和谐和进步、人与自然的同一等";⑷袁伟时更把"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汩没。4.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⑸由此可见,就其真实的意义和实质而言,人文精神乃是人对自身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人性与人格、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认识与理解、思考与把握。所以,所谓人文尺度,也就是人的尺度,特别是真实的个人的尺度;所谓人文关怀,也就是人以人文尺度为标准而对其生活的关怀,特别是对真实的个人的生活的关怀。

就人类历史而言,当人真正由单纯的生存而进入在生存基础上的生活之时,其作为生活之基础与环境条件的所有因素除了自然环境与资源因素之外,无论是精神、意识与观念系统,还是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设置,都无不体现着一定的人文旨趣,表达着某种程度的人文关怀。所以,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实上也并非与"人文"无涉,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政治、经济、法律都始终是以人文尺度为其灵魂与精神养分的,也都始终是以人文尺度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与根据的。

因此,我坚信,法治作为现实的人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它的的确确表达并体现着、而且也真真实实地应当表达并体现着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同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也应当自始至终惠顾并融汇于法治之中。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为对抗人、压制人和扼杀与束缚人的单纯暴力机制;而在法治之中输入、渗透人文精神之内涵,则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会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治人格的确立。对此,一些人文学者已有所认识,袁伟时就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遵守法纪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可是,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重视自身价值,敢于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人,法纪就可能被有权有势者肆意践踏或用以压制、愚弄恭顺的下民。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纪律则只适用于特定的人群。而其执行和监督均须以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公民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基础。必须让全社会警觉,实现以法治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灌注和公民素质的提升。"⑹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理解法治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则可以认为,人文精神为法治提供着终极性的合法性资源,而法治则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形式确保人文理想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有条件地实现。因为在事实上,法治的逻辑也就是现实的人的思维与实践的逻辑的必然发展。现实的人对秩序的追求和对制度的选择,乃是以人本身的需求为动机、以人性及其发展为标准的。虽然在客观上,现实的人对秩序的追求与对制度的选择可能与人性相悖,但在主观上,现实的人的这类追求与选择所寻求的乃是对人的需求和人性的满足,因而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这样,法治的人文关怀的实质便不能不表现为如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治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真情关切。作为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法治坚信"'人类生活'意味着单一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存",而"如果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⑺也就是说,在人文视点上,法治认为:"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一样。所以,人必须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存下去,既不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能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为自己而生存意味着达到他自己的幸福是人类最高的道德目的。"⑻正是由于确证了个人对于团体、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基础地位,正是由于确证了个人优于社会、更优于国家(政府)以及个人比社会和国家(政府)更为实在这一事物的本来逻辑,法治所特别加以关注并将其置于首要重任的乃是对个人权利的充分而全面的有效保障。这正如爱因·兰德所说的:"如果你希望倡导一种自由社会,你必须意识到,它的必要基础是个体权利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有创造性的、有理性的社会中,并且,彼此的交往有益于相互的利益,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社会的基本原则,否则,道德的和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体的权利。承认个体的权利,意味着承认并接受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由其本性所需要的条件",而"一个人如果否认个体权利,那么,他也就不能要求、捍卫或坚持任何其他的权利"。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权利的源泉并非神的法律或议会的法律,而是自我的法律。A是A──人就是人。权利是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如果人要生活在地球上,运用理智是他的权利,根据他的自由判断而行动是他的权利,为他自己价值而行动是他的权利,拥有他劳作的成果也是他的权利。"⑼

只有个体的人以及个体的权利才是具有终极实在性和一切社会事物之基础的真正存在与真正的权利,所谓团体、所谓社会、所谓国家(政府)及其"权利"都毫无例外地只能是以个体的人及其权利为前提与基础、为宗旨和目的的。在其人文视点上,法治认为:"任何团体或'集体',不管是大或小,仅仅是无数个体的组合。除了个体成员的权利之外,团体没有其他的权利。在自由社会中,任何团体的'权利'是从其成员的权利中引伸出来的,是个体自愿的选择和契约式的同意,也是个体在进行特殊活动时的权利运用",而"国家,像其他的团体一样,是个体的组合;除了每个公民的权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权利。自由的国家──即认同、尊重和保护每个公民权利的国家──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社会的制度和政府的形式。这样国家的政府不是一个统治者,而是公民的仆从和代表,除了公民为了进行特殊的、有限制的工作而授予它某些权利之外,没有其他的权利(这些工作包括保护公民免受武力侵犯等,它起源于人们的自我保护的权利)。"⑽

第二,法治的人文关怀的根本指向乃是个人的幸福生活。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在生存的基础上始终在寻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即对生活的追求,对可能的幸福生活的追求。因此,对生活本身、对可能的幸福生活的追求,乃是人的最为根本的目的,而除了生活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社会形式包括规范与制度安排、组织与机构设置、甚至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存在,都不过是个人追求可能的幸福生活的手段与条件。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虽然生活事实只是社会性的,或至少是与社会性相关的",但"社会只是生活的必要手段,生活本身的质量才是生活的目的。在社会机制中生活决不意味着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生活就会变得麻木或虚伪,而且终将不幸福。因为这样的生活违背了生活的本意,使生活失去了它本来的目的(Telos)。"所以,他认为,"社会是达到秩序和福利的手段。在具体行为中有可能把社会当作目的,但却不是生活本意性的目的。尽管生活总是需要社会这一形式,但却不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恰恰相反,社会必须服务于生活。为社会而进行社会活动是背叛生活的不幸行为。"⑾法治机制的生成与型构,始终是也必须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法治始终也必须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运作。法治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现实与现实生活的关切,在人文意义上表明,它认识到:对于一个个真实的个人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可能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因为人们只能进入现实所允许的可能生活而不能进入非现实世界的可能生活,这意味着人们只能把幸福落实在现实世界中而不能指望另一个世界。凡是指望着生命之外的幸福都是对生活意义的否定,也就是对所有真实的幸福的否定。"⑿

由于对于现实的人追求自身可能的幸福生活而言,其内涵与人对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追求相当,因此,这种追求不能不从人本身及其内在需求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而人本身的事实表现为,人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体,所以,在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这一根本目的上,或者说,在现实的人对其可能的幸福生活的追求上,法治的人文关怀体现而且也应当体现为对现实的人的正当的物质性追求与精神性追求、以及现实的人追求自己可能的幸福生活的各种正当途径与合理方式的肯定、支持与保障上。

二、法治的人文关怀的首要视点乃是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的生存与发展,是对现实的人的物质需求、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的关切,在法治的制度层面与精神意识层面体现为对作为基本人权之核心与基础的财产权及其相关权利的充分而全面的有效保障。

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的更为全面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首要基础与当然前提,因此,法治的人文关怀必然首先落实在对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存在及其正当合理的需求与利益的充分而全面的有效保护上,其基本的方式不过是首先明确以人的生存为核心的基本人权对于人和社会的重大意义,并以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对这些基本人权加以切实保障,其次还要以适当的法律责任设定对这些基本人权受到的损害予以切实的法律救济,而在这整个基本人权及其法律救济的规范与制度设置及其实际运作当中,在整个社会领域高扬基本人权的旗帜、培育基本人权的意识和观念、昌明基本人权的精神。于是,在法治的人文关怀之中,法治对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的生存与发展的关切,在基本人权的观念意识之培育与规范、制度之型构方面,始终是围绕着人的生存权这个轴心而展开的,但在人的生存权之中同时亦在其之上,人的发展权也是法治关注的焦点,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生命权,这是基本人权的最基础。现代法治是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根本指向的,它确信"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一样",所以,实际上"只存在着一种基本权利(所有其他的都是它的结果和推论):人类对自己生命的权利。生命的进程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动;生命的权利意味着有权作出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为──它表示:可以自由地做由理性存在所要求的所有行为,以支持、促进、实现和享受他自己的生命(这些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意义)",从主体人对生命权的追求来看,"生命的权利意味着他有权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任何的经济水平上,只要他的能力可以让他这样做);而不是指其他人为他提供生活必需品。"⒀但从生命权的具体内容来看,在这里,生命权当然首先意味着现实的人的生物学意义的自然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理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同时,生命权还意味着现实的人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表明,现实的人的生命权之中还包含而且也应当包含着人的人格的平等权、独立权、自主权,以及人的人格的尊严权。实际上,对人的自然生命权的保护,只是法律对人的生存权保护的初级形态,现代法治的基本特点体现为,在充分保护人的自然生命权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以人的人格和尊严为主要内容的人的社会生命权的充分保护。

第二,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财产权,而现实的人的财产权又是以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因此,在非严格的意义上,二者可以等同,视作同一概念。如果说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源泉,那么,财产权则毫无疑问地是实现这些权利的最主要的基本方式。因此,兰德强调:"生命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它们实现的唯一工具。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由于人们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对努力结果所具有的权利,也就没有维持生命的手段。一个人从事劳作,而其他人占有其劳作成果,那么他就是一个奴隶。"在这里,财产权实际上是"一种行动的权利,就象其他的权利一样:它不是对某种对象的权利,而是对行动、劳作的结果以及赚取东西的权利。它不是保证人们将赚得财产,而是保证他如果赚取的话,就能够拥有。它是取得、保持、利用和处置物质价值的权利。"换句话说,"财产的权利意味着人们有权采取经济行动以获得财产、利用财产和处置财产;而不是指其他人必须向他提供财产。"⒁

由此看来,法治在对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存在与发展的关切之中,把个人的财产权置于其规范与制度、观念与意识的核心地位,的确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它表明,个人的财产权不仅是实现个人的生命权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方式,而且还是个人自治、个人独立平等的最基本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个人的幸福生活才有可能。正如刘军宁所说的:"个人财产权的概念意味着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意味着个人有权支配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如果每个人生命的目的是自我发展,那么,个人财产权便是个人在社会中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标定财产所有权的范围所体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界限是实现自治和作出有效的道德判断所不可少的。取消了财产权,也就取消了道德生活的可能。"的确,"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道理很简单,"连制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⒂其次,法治以个人财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为核心,可以对政府的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这不仅使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实现相对的分离,而且也可以实现宪政对政府权力予以规范约束的目的。正因为个人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它对政府的意志加以限制,除了反对政治权力的扩张之外,它允许出现其他政治力量",所以,个人财产权才"成为不受国家和强权控制的生活基础,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个人财产权制度的稳固确立始终是与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相依相伴并彼此促进和支持的。虽然"个人的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但没有财产权与市场,则绝对不会有民主。前者虽不是后者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财产权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民主在人类文明中的昌盛与财产权的逐步确立是同步发生的。"我个人赞同这样的看法:"财产权的保障不仅需要民主,同样需要宪政、法治。财产权的确立还催生了法治。在没有财产权的时代,连法律都显得多余,更不用说研究如何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了。财产权是宪法与宪政所要保护的重点对象,没有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就没有宪政。"⒄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宪政民主与法治的今天,我们认为,在我国法治的规范与制度层面、观念与意识领域,从宪法到部门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法的理论到法律实践,必须特别强调把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平等地置于公有财产的保护水平上,只要是正当合法的财产,无论其主体属性是私有还是公有,不管其数量是多还是少,也不管其规模是大还是小,都毫无例外地以同一标准对待,在法律上平等地施以全面、充分而有效的规范性保障,这是法治的人文关怀的根本要求。最后,法治以个人财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为核心,既可造就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实行所必需的具有独立自主地位、具有人格和尊严、也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主体,又可造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具有权利义务观念与宽容精神的新一代的公民。

总之,在我国实行法治与宪政民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综合国力,使全体人民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将个人财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置于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性之目的,也才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内在规律与本来逻辑。在此,我们的确有必要重温梁启超先生的谆谆教导:"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非惟我据此权与人交涉而于我有利也,即他人因我据此权以与我交涉亦于彼有利。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值。"⒅

第三,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的落实,并为其提供充分、全面而有力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的救济手段。为了实现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为现实的人提供充分的劳动与就业机会就应当是法治的重要任务,有关劳动与就业保障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即在于此,这也是基本人权实现的常规方式。然而,在社会之中,始终存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弱者人群,他们具有程度不一的生存障碍;而且,一般社会成员也并非始终具有充分的劳动与就业保障,一旦失去劳动与就业机会,这些本无生存障碍的一般社会成员也面临生存困境。因此,法治要求全社会具有比较稳定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公平的社会福利分配机制与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保障机制,例如,通过制定合理的最低生活标准,发放失业救济金,提供全面、充分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手段,等等。所有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法治社会,都是也应当是通过法律规范与制度来建立并落实的。

第四,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发展权。发展权的内涵极其丰富而广泛,在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发展权体现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充分保护上,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来的发展权意义,它要求在法治的观念与意识、规范与制度层面,体现并落实为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作为生存依靠的自然资源的全面有效保护与可更新式的、少污染甚至零污染的清洁生产式的并发利用,从而不仅满足现时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同时地满足未来各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既在代内实现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公平分配和利用,又在代际间实现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公平分配和利用。同时,广泛而真实的受教育权,理所当然地是现实的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发展权,这项权利的真正落实对于民主、宪政和法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受教育权的落实程度既是一个社会民主、宪政和法治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民主、宪政和法治之社会支撑稳定程度的检验指标。

三、法治的人文关怀的重要视点还有现实的人的精神性存在与发展的需求及其满足,在法治的制度与精神层面体现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对人的基本自由的制度落实与保障。

现实的人的精神性存在与发展,实际上也是和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存在与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互为依存和支撑的,任何真实的人的现实存在都无法离开这两个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人的精神性的存在与发展及其需求,更是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真正的社会人格的主要内容,成为合格的社会生活主体的内在构成成分与要素。因此,在现代民主宪政与法治的社会,无论是规范与制度安排还是观念与意识之培育,无不强调对现实的人的精神性生存与发展需求的自由设定与权利保护,这种自由设定与权利保护既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权的满足又体现了对人的发展权的满足,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法治特别注重对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与保障,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实在性与优先性。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个体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法律认可与保障,使法治本身与真实的个人直接相关,成为真实的个人共同自愿参与其中的一项长期的事业,法治与真实的个人的需求和愿望便真切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可能构成矛盾和对立。这样,法治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个众多的"我"的法治,而不是作为别人或者作为"我"的对立者甚至压迫者的"他"的"法治";法治同时也就是那一个个时刻关注其油、盐、酱、醋、茶之类衣、食、住、行"琐事"的凡夫俗子的"平民"的法治和"常人"的法治,而不是也不应当是那些不屑于亲自操心自己的生活"琐事"而专以向常人布道发布福音为乐事的圣贤们的"贵族"的法治和"精英"的法治。而法治对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和保障,最基本的方式乃是确认并充分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鼓励并保障个人的行为自治。当然,法治确认和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与个人的自治、但同时也要求个人以向自身和他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自觉地进行自我约束,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

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

国务院


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

1985年7月22日,国务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保证水利工程必需的运行管理、大修和更新改造费用,以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凡水利工程都应实行有偿供水。工业、农业和其他一切用水户,都应按规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付水费。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用户按规定交付水费的宣传教育,加强对核定水费标准及水费收交、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领导。
第三条 集体管理的水利工程,其水费标准和计收办法可参照本地区的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制定。

第二章 核订水费标准的原则
第四条 水费标准应在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状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
供水成本包括工程的运行管理费、大修理费和折旧费以及其他按规定应计入成本的费用。折旧率和大修理费率以及其他应计入成本的费用由水利电力部商财政部另行规定。
第五条 各类用水水费标准的核定:
1、农业水费。粮食作物按供水成本核定水费标准;经济作物可略高于供水成本。
农业水费所依据的供水成本内,不包括农民投劳折资部分的固定资产折旧。
2、工业水费。
消耗水,按供水部分全部投资(包括农民投劳折资)计算的供水成本加供水投资4——6%的盈余核定水费标准。水资源短缺地区的水费可略高于以上标准。
贯流水(用后进入原供水系统,水质符合标准并结合用于灌溉或其他水利的)和循环水(用后返回水库内,水质符合标准的),按采用贯流水、循环水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由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分享的原则,核定水费标准。
3、城镇生活用水水费。由水利工程提供城镇自来水厂水源并用于居民生活的水费,一般按供水成本或略加盈余核定,其标准可低于工业水费。
4、水力发电用水水费。结合其他用水的,一般按水电站售电电价的12%或电网平均售电电价的8%计收水费。不结合其他用水的,其水费根据水资源的状况,按结合用水水费的二至三倍计收。利用同一水利工程调节水量的梯级水电站用水,第一级按上述标准计收水费;第二级以下各级,应低于第一级的标准。
小水电(即单机六千千瓦、总装机一万二千千瓦以下)用水水费可低于上述标准,对农民新兴办的小水电站用水水费还可予以优惠。
抽水蓄能发电用水,以保证下游(或上游)调节池等工程运行管理、大修理等费用计收水费。
5、为改善环境和公共卫生等用水水费,可参照农业水费标准确定。
6、由水利设施专门供水进行养殖、种植,其水费标准可参照农业经济作物的水费标准确定。
在制定工农业用水及其他各类水费标准时,要同时确定供水计量点。
水源工程与灌渠工程分设独立核算管理机构的,应按上述规定分别确定水源工程和灌渠工程的水费标准。

第三章 水费的计收
第六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要加强用水管理,实行计划用水,按供水量计收水费(水力发电用水可按发电量计费)。
农业用水可实行基本水费加计量水费的制度,并可实行季节浮动水费。利用汛期弃水灌溉,其中属计划外供水部分可酌情减免水费。
水资源短缺地区的工、农业用水可实行超额累进收费办法。
用水单位要安装水表计量。现无水表的,应按水文测量规范测算水量。
第七条 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水电站用水,要按月计量收费。
农业用水要按次计量收费,用水频次较多的可按季计量收费。
用水单位要按规定日期交付水费,逾期不交的,应加计滞纳金。经一再催交无效,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有权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

第四章 水费的使用和管理
第八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要实行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逐步向企业化、社会化过渡。
水利供水工程所需的运行管理费、大修费和更新改造费由所收水费解决。防洪工程和综合利用工程中防洪所需的岁修、管理费用,仍按现行规定列入水利事业费预算或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解决。
第九条 水费收入是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主要经费来源。由水利部门商请财政部门核定抵作供水成本和事业费拨款的,视为预算收入,免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结余资金可以连年结转,继续使用,但不得用于水利管理以外的开支。其他任何部门不得截取或挪用水费。
第十条 水利主管部门对所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水费收入应适当调剂余缺。自然条件和工程状况好或水费标准高于供水成本、有较多盈余的单位,要实行“盈余定额上缴,超额留用”的办法;自然条件和工程状况差或水费收入低于供水成本的单位实行“定额补贴、超亏不补,限期扭亏”的办法;一般的单位可实行“以收抵支,盈余不交,亏损不补”的办法。
第十一条 水利主管部门可调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部分折旧基金,用以统筹安排所属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任务。但不得以调集的资金用于机关本身的开支。
第十二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水费盈余,大部分用于建立事业发展基金,小部分用于集体福利和奖励基金(具体比例或数额要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水费收入较多的年份应建立“以丰补歉基金”,用以解决水费收入较少年份的资金短缺。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要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努力节约开支,收好、管好、用好水费。各级财政和水利主管部门要负责监督检查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效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尚有移民遗留问题的水库,水费可附加库区移民扶助金,用于扶助移民发展生产。
第十五条 受益范围明确的水闸、堤防、圩垸、海塘以及排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向受益的工商企业、农场、农户和其他单位收取工程维护管理费,其标准根据工程运行管理费和大修理费确定。
第十六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型供水工程的水费标准,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提出,送水利电力部核定。
水利电力部直属水利工程供水,由主管的流域机构根据本办法并参照当地的有关规定,拟定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报水利电力部核准。
第十七条 今后新建、扩建的水利工程,其水费标准可逐个核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水利电力部直属水利工程的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可每隔若干年修订一次。
第十八条 水利电力部对本办法有解释权,并在实施中负责监督、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会同同级物价、财政及其他有关部门,拟定水费标准和水费管理办法,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同时抄报水利电力部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三日国务院批转水利电力部制订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伊通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伊通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6月9日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2年7月13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2年7月30日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金融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伊通满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伊通满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吉林省四平市管辖区域内满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享受县级市待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伊通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和民族区域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县享有上级国家机关对县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一切优惠待遇。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特点,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项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严禁利用宗教进行各种违法活动。
自治县境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带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文化发达,民主文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比例由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除满族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应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满族公民所占的比例不低于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并须有满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和各委、室、局主任、局长组成。
自治县县长由满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满族公民所占的比例不低于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自治县县长负责制。自治县县长主持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各委、室、局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修改,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报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通用汉语言、文字,也可以满文汉文并用。
自治县隶属的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企业单位的公章、牌匾一律用满汉两种文字。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注重选拔培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注意在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自治机关所属各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机关工作人员中少数民族干部不足时,除国家正常分配调剂外,报上级政府批准,可以从本地少数民族公民中择优录用。
自治县境内的国家、省、市隶属的事业、企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优先在自治县内招收,优先招收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亦可在农村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创造条件,并争取上级国家机关扶持,对在自治县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工作的职工,逐步实行民族地区工作津贴。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负责民兵、预备役、兵役和战时兵员动员工作。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要配备满族公民。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文字审理和检察案件。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法律文书可以同时使用满汉两种文字,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其中一种文字。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本县的特点,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济体制,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经济建设事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实行综合开发,强化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努力搞活流通,发展交通、能源及对内对外贸易,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境内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域、矿藏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和破坏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境内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开发利用。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外资,合理开发利用本县的自然资源。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在开发资源和进行各项建设时,要做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保护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环境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六条 在自治县境内的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事业、企业单位要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对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企业的产品,报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企业给予产品分成或优先供应产品的照顾,支持带动自治县经济的发展。
外地的单位和个人开发利用自治县境内的自然资源,须征得自治县自治机关同意,严格遵守规定的资源界限,不得越界生产、非法转让、出卖或者破坏资源。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重视农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畜牧业和多种经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依靠科学技术,组织农业综合开发。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村的基础产业,不断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农民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提高管理水平。保护土地资源,挖掘增产潜力,大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林业建设,坚持以天然林为基础,以营造人工林、农田防护林为重点,实行普遍护林,计划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提高森林覆盖率,严防森林火灾。
鼓励集体和个人在荒丘、荒坡、荒原上从事开发性林业生产,谁造谁有或合理分成。严禁乱砍滥伐和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保护珍贵的野生动植物,严禁随意猎取和采集。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水资源的开发建设,在国家扶持下,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实行统一规划,综合治理。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兴修农田工程和水利设施,防止水土流失,积极发展水产和农田灌溉等事业,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严禁一切污染水资源和破坏水利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稳定和完善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同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积极壮大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保护种养专业户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经营,引导和促进农村经济
的健康发展。
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建设和完善粮豆、畜禽、黄烟、水果、水产和特产等生产基地,推进农村各业生产向区域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土地,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责任山属集体所有(依法确认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除外),归农民经营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扶持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利用本地的资源及农副产品发展加工业、开发性产业,实现多门类、多产业的合理结构,使乡镇企业逐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工业。重点发展机械、化工、食品、饲料、建材、采矿等工业,形成产品、产业结构合理,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格局。
对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增强企业的活力。
生产民族用品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在资金、技术、原材料、税收等方面的优惠照顾。新上工业项目、新建企业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享受以新增税利返还贷款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国营、集体、个体运输业。加速公路建设,提高公路标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邮电事业,努力提高县、乡(镇)、村之间和自治县与外地区之间的邮政、通讯能力。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实际情况,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决定企业的新建、扩建和转产。按照城乡建设总体规划进行县城和乡(镇)的小城镇建设,在征收税费上享受国家照顾。
自治县统一管理县内各类生产建设物资。上级国家机关分配给自治县的各类物资,除重大专项外,自治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自治县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企业单位进行基本建设和军事单位进行非军事设施建设时,必须服从自治县的总体规划。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加强商品粮出口基地建设和扶持出口商品的生产,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在外汇留成比例和安排使用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业体制。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发展。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医药企业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依照国家民族贸易政策,享受利润留成、自有流动资金和价格补贴的照顾。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的收购、上调的基数或者购留比例享受国家的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事业、企业单位,未经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扶持贫困乡(镇)和贫困户的工作,在资金、计划、物资、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照顾,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脱贫致富。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事业,办好社会福利院,加强敬老院的建设,使鳏寡孤独的老人和失去生活能力的残疾人有可靠的生活保障。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同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实行经济联合。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吸引人才。对来自治县投资、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优惠。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金融管理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地调剂财政预算支出,安排超收和上年结余。
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乡(镇)一级财政。乡(镇)财政为自治县财政的组成部分。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实行定额上缴,上缴数额可以一定几年不变。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的,报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助,补助定额要逐年递增。
国家下拨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各项民族专用资金和临时性补助款及其他专用资金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不得顶替正常经费。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按照国家规定设民族地区机动金和预备费,自主安排使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财政包干基数在执行中,因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或事业、企业单位隶属关系的变更,或遇有重大灾害,使自治县预算收入或支出受到影响时,可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作适当调整或给予补助。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规定和本地实际情况,对自治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缴的资源费和资源补偿费,不列入财政包干基数,自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对属于自治县财政收入,可以根据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自治县完成税收的超收部分自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金融管理,努力提高金融部门筹集、融通资金的能力和效率。
自治县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专项开发贷款的优先照顾,对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开发项目,金融部门应予以贷款。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健康水平。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教育发展规划、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重点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努力办好中学、小学,发展成人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和民族教育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经上级批准,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多渠道集资办学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使在校生人均教育费用和公用费逐年增长。
自治县鼓励事业、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在自治机关的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的规定兴办各级各类职工技术学校。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培训师资,提高教师素质和教育质量。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统一规划合理设置满族中小学和其他少数民族学校。经费、助学金、奖学金等享受国家规定照顾。为满族中小学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进行满族历史和满族日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的教育。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居住分散,学生来源少,就地办学有困难和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要积极创办寄宿学校,实行助学金。
加强对盲、聋、哑人和弱智儿童、少年的特殊教育,搞好普教工作。
第六十条 国家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时,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考生均享受放宽录取标准和定额的照顾。享受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照顾。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对学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列为时事政策课的重要内容,认真施教。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增加科技投入,推动科技进步。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人才,积极引进人才。对在自治县工作的科技人员视其贡献给予特殊奖励。
凡外地国家机关、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企业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帮助自治县开发建设,待遇从优。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主地发展和繁荣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文化事业。开展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文艺创作和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办好民俗馆、科技馆、民族艺术团、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少年宫
和乡(镇)文化站,丰富民族的文化生活。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文化设施建设,净化文化生活,逐步改善文化工作条件。
保护和加强文物管理,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开展民族理论、文物和文学艺术等研究工作。
加强对伊通火山群等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发展旅游事业。
加强对满族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及民族历史的研究。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领导,努力办好新闻、广播、电视和电影事业,加强乡(镇)广播电视台(站)的建设。
第六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卫生队伍的建设,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努力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坚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防治传染病、多发病和地方病,改善妇女儿童的医疗卫生条件,实现人人享受卫生保健。
重视发展中医事业,加强中医队伍建设。
重视民族医药的发掘、研究和整理,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自然增长。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鼓励节制生育。加强人口管理,严格控制人口盲目流动。
第六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和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民族体育活动。发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城乡体育设施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六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境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并履行应尽的义务。
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
第六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互相尊重风俗习惯。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帮助聚居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照顾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要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七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广泛联系各民族群众,帮助各民族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七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对各民族进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不断增强民族团结的教育,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每年八月三十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7月30日